群体的时代
没什么比代代遗传的思维根基更加稳固的。
转型的2个基本因素：一是宗教、政治和社会信仰的破坏，文明中所有因素植根于此；二是现代科工的探索发现，创造了全新的存在和思维条件。
我们将步入的就是一个群体的时代。普通群众逐渐向统治阶层转变——是我们这个转变时期最引人注目的特点。
广大群众的要求越来越清晰，限制劳动时间，把煤矿、铁路、工厂和土地国有化，平等分配所有商品，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清除上层阶级——这就是群众要求的。
科学为我们承诺了真理、知识，但它从未承诺过和平或快乐。它对我们的感情漠不关心，对我们的哀怨充耳不闻。我们只能尽力同科学生活在一起，因为没有任何事物可以挽回被它摧毁的幻觉。
赋予人们希望和幻觉，不然他们将无法生存下去。这就是存在众神、英雄和诗人的原因。科学承担这一任务已有50年以上，但科学在渴求理想的心灵中却有所缺失，因为它没胆量做出够慷慨的承诺，因为它不能说谎。无论哲学取得多大进步，它都无法为群体提供任何能令他们痴迷的理想。
人群里的小首领，都是毫无意识形态的心理学家，他们对群体性格有着本能却非常确信的理解。拿破仑对他统治的国家的群众心理学有着惊人见解，但他有时对其他种族的群体心理学又缺乏了解。
今天，对于那些不想统治群体（它正变得困难），只希望别太受群众控制的政治家，群体心理学知识成了他们最后的资源。破译人们的行为动机，就如同确定一处矿产或是一种植物的特征一样有趣。
不能通过建立在纯粹平等学说上的原则来领导，而要通过寻找那些能给他们带来深刻印象、能诱惑他们的事物。
实际上，最不公平公正的方式，对于广大群众来说往往最好。只有既不显著易懂又负担最小的办法，才最易于被人们容忍。因此，间接税无论有多高，总会被群众接受，因为每天为日常消费支付一小部分，不会干扰群体的生活习惯，它可以在未被察觉的情况下进行。
群体心理
群体总是比被孤立的个人水平低，群体里累积起来的不是智慧而是愚蠢。不过从感受及被感受驱使的行动看，群体表现比个人更好或更糟，这要看具体环境。特定情况下，四五个人就能组成一个心理群体。
自然学家开始会描述一个族系里所有成员的普遍特点，接下来研究令这个族系所涉及的种类之间区分开来的具体特点。
人在智力上有很大差异，但直觉、情感和感受上却很近似。在属于情感范畴的每件事上——宗教、政治、道德、爱心以及同情心等，最出众的也没比普通人高明多少。
如果群体里的个人将他们共有的普遍特性聚在一起，这些特性带来的还是平庸，而不是产生新的特点。
群体是匿名的，也不必担责。那些控制个人的责任感会消失殆尽。群体的道德或许会比组成群体的个人更低劣或更高尚。
群体的每种情感和行为都有传染性，足以使个人愿意将他自身的利益奉献给群体利益。这是和他的天性截然相反的倾向，常人很难具备这样的能力，除非他是一个群体的成员。
拥有足够强大个性去抵抗暗示的个人是极稀少的，人们只有用冷血的方式才能做出轰轰烈烈的事情。孤立的个人拥有掌控自身反射作用的能力，而一个群体则缺少这种能力。
群体的感情和道德观
冲动、易变和暴躁，所有刺激因素都对群体起支配作用，它的反应会不断发生变化。世上各地的群体都有女性的特点。群体通常都会处在一种渴望被其他人注意的状态之中，这会致使它很容易被暗示。
群体中的某个人对真相的首次曲解，是传染性暗示的起点。永远也不该听信孩子的证言。这种谎言是无辜的，但谎言就是谎言。用孩子的证言来决定被指控的人的命运，不如用投硬币决定合理得多。
群体同原始的物种十分相似。群体情绪的夸张和单纯，绝不允许怀疑或不确定——它们在感情上总走极端。
在群体中，不存在不可能的事。群体为了自己一知半解的信仰、想法和零散的话语，会大无畏地面对死亡！
群体因为夸大自己的感情，所以只能被过度的情感打动。演说家想要靠话语打动一个群体，必须大量运用狂暴的主张。要夸大、肯定、不断重复，绝不用说理的方法证明任何事。
群体里，愚笨无知和心存嫉妒的人，挣脱了自身卑微的感觉，有了一种残暴且短暂却无穷无尽的力量。
历史著作是纯粹想象的产物。它们是对错误观察的真相做出的没有根据的描述，并且伴随一些对思考结果所作出的解释。
除神话传说外，历史没多少保存其他记忆的能力。打动群体心灵的是神话传说里的英雄，而非真实英雄。
英雄展现的品质和美德总被群体夸大。观众会要求舞台上的英雄表现出在日常生活中未曾见到的勇气、道德和优秀品质。
吸引群体的艺术确实品位低俗，但它也要求非常特别的才能。
独断专行和偏执是群体具有明确概念的2种感情，人们能够轻易产生这种感情，如果有人在他们之间施加影响的话，他们时刻会将其付诸实践。
群体对强权唯命是从，却几乎无法被良好的善意所打动，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懦弱的表现形式。群体随时会反抗懦弱的人，卑微地跪拜在强权面前。他们的同情心永不服从性情随和的主人，而是那些镇压他们，无比残忍的暴君。
群体的多变，只能影响到非常浅显的事情上。它们拥有的保守本能和所有原始的物种一样坚不可摧。它们对所有传统的迷恋与尊敬是绝对的；它们对于能够改变他们生活的基本状态的一切新生事物，有着非常深的无意识恐惧。
群体的观念、推理与想象力
能够令文化实现伟大复兴的唯一重要的变化，是对思想、观念和信仰产生影响的变化。令人印象深刻的历史事件只不过是人类思想的无形变化产生的有形结果而已。
每种文明都是少数几个基本观念的产物，这些观念很少能得到革新。历史的波动就是这些基本观念的改变所引发的结果。
无论给群体提供什么观念，它们都只在具有非常绝对、坚定、简单的形式时，才能施展有效的影响力。
20卷喋喋不休的高谈阔论——这始终是思考的产物——倒不如讲些对大脑有感召力的话语。
当一个观念经过转变，能被群体接受时，它也只有在进入无意识的领域，成为一种情感——这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产生影响。
观念要想建立在群体的思维中，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想去除它们也需要很长时间。
当观念通过多种方式，最终贯穿到群体的思维当中，拥有了不可抵抗的力量，带来了一系列影响时，同它对抗就显得毫无用处。
从观念看，群体总走在几代有学识的人和哲学家的后面。
群体推理的特点，就是把彼此不同、表面相似的事物联系在一起，并且迅速把具体的事物普遍化。知道如何控制群体的人，也会被提供这样的论证。
群体不具备推理的能力，所以也不能呈现任何批判精神，就是说，它不具备辨别真伪的能力，或对任何事物做准确判断。
群体不能思考也不能论证，它们认为世上没什么事是办不到的。它们一般认为，最不可能的事往往是最引人注目的事。
从历史看，事物表面现象往往扮演着比现实更重要的角色，不现实的因素总比现实因素更重要。
只有形象才会恐吓或是吸引群体，并成为它们的行为动机。
只能通过形象进行思考的群体，也只能被形象所打动。因此，最能清晰、如实展现人物形象的戏剧表演，往往对群体产生巨大影响。
有时由暗示引发的感情非常强大，就像暗示通常所起的作用一样，它们倾向于转为行动。
虚幻因素对其施加的影响如同真实的一样巨大。他们有无法区别两者的明显倾向。侵略者和国家的力量都以群体的想象力为基础。领导群体时，特别要在这种想象力上做好工作。
拿破仑在国会上说：我通过革新天主教，终止了旺代战争；通过成为一名穆斯林教徒，在埃及站稳了脚跟；通过成为一名信奉教皇至上的人，赢得了意大利神父的信任，倘若我可以去统治一个犹太国家，我也会重建所罗门的神殿。
上千个微不足道的罪行或事件，永远不会猛烈地刺激群体的想象力，而一个大罪或大事件，会让他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即使其后果远比上百个小事故加在一起的伤害还低。
刺激群体想象力的并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它们产生并且被人们注意的方式。务必浓缩它们，才会产生一种充斥思维的、令人惊异的形象。只要了解了影响群众想象力的艺术，也就掌握了统治他们的艺术。
群体信仰的宗教形式
群体会下意识地将一种神秘的力量等同于一时唤醒他们热情的政治信条或获得胜利的领导者。
人崇拜神的时候，还算不上是有信仰的人，只有把脑中所有的资源、所有自愿的服从行为、发自肺腑的幻想热情，全部奉献给一项事业或一个人，将其作为自己全部思想和行动的目标和标准时，才能说是个虔诚的人。
偏执和幻想是宗教感情必不可少的伴侣。受群体赞扬的英雄是群体中名副其实的神。一切政治、神学或社会信条，只有采取宗教的形式才能在群体里面站稳脚跟，这种宗教形式能排除危险的争论。
群体在需要任何事物前，首先需要一个上帝。一切宗教或政治信条的创始人之所以能够站稳脚跟，是因为他们成功地激发了群众的感情，他们使群众在崇拜和服从中找到幸福，并且随时准备为偶像付出生命。任何时代都是如此。
将一切归咎于畏惧和奴性是不可能的。全国的人不可能全是奴隶，尤其不可能是长达三个世纪的奴隶。崇拜君主的不是侍臣，而是罗马，而且不仅是罗马，还包括高卢地区、西班牙、希腊和亚洲。帝王是伟大罗马的人格化象征，他被全体人民当作神来崇拜。
在历史事件的最深层，起作用的不是统治者的权力，而是群体的灵魂。群体的灵魂中永远占据显著位置的，不是自由的需要，而是绝对的服从。
感情同理性的永恒斗争中，从来就没败过。宗教信仰的对象发生转变，不代表他的宗教感情也变了。
群体的意见和信念
法国大革命的间接因素包括哲学家的文学作品、贵族的苛捐杂税以及科学思维的进步。有了这些准备，群体思维轻而易举被类似演说家的演讲，及宫廷抵抗微不足道的改革的直接因素所激怒。
间接因素中有一些在所有群体观念和想法中都能找到的普遍特点。它们是种族、传统、时代、制度和教育。
传统代表着观念、需求和感情。没了传统，文明不可能存在；传统不被破坏，也不可能出现人类的进步。
制度没有固有优点，它们不好也不坏。特定时刻对一个国家有益的制度，对另一个国家或许极为有害。
默认教师绝不会犯错——这种教育只能导致一种结果——轻视自我，使我们变得无能。学校不是让他们为了生活做好准备，仅让他们为从事社会公职做好准备。
轻浮的中产阶级大军，既怀疑又易轻信别人，对国家有迷信般的信任，把它看作天意，却又不忘时刻向它展现敌对姿态，总把自身错误嫁祸给政府，离开了权威的干涉，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取得任何成就。
群体意见的直接因素
影响群体思维的是假象和词语，特别是词语——它们的力量就如同它们的荒诞。
有时，那些定义最不准确的词语，可以产生最大的影响力。如民主、社会主义、平等和自由等，它们的含义太模糊，以至于大量专著也不足以确认它们的所指。
说理和论证无法同某些词语和套话相抗衡。它们与群体一起隆重出现，只要一提到它们，每个人就会肃然起敬，俯首称臣。
用年轻时学到的少量套话和常识武装自己，我们便有了开始生活必要的一切，再不用对任何事进行枯燥乏味的思考。
当群体因政治大动荡或信仰的改变，对某些词语引发的形象产生深刻的厌恶，倘若事物因与传统结构紧密联系而无法转变，那么一位真的政治家的首要职责，就是在不伤害事物本身的同时换一种说法。
托克维尔说过，执政政府和帝国的工作就是用全新的词语把过去绝大多数的制度重新包装一番——用新名称替换让群众想起不和谐形象的名称，因为其他词语的新颖度能防止不好的联想。
政治家最基本的任务之一，就是对那些流行用语，或是至少对那些不再被人关注、民众已无法忍耐其旧称的事物提高警惕。名称的力量非常强大，如果选择合理，它们就能改变最丑陋的事，并为群众所接受。
恰恰是被群众使用最多的词语，会在不同民族中拥有不同的含义。
文明的主要动力不是理性，尽管存在理性，但文明的动力是各种感情，包括荣耀、自我牺牲、宗教信仰、爱国主义以及对荣誉的爱。
推动民族进化的主要因素不是真理，而是谬误。
群体从没渴求过真理，他们会远离同他们品位完全不符的证据，凡是能给他们带来幻觉的，都可以轻易成为他们的主人；凡是试图摧毁他们的幻觉的，都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一般一代人的经验对于下一代人来说是没有利用价值的。
经验就算想成功动摇根植于群体思想中的错误观念，也需要一代又一代不间断地出现。
想让群体相信什么，首先须完全理解那些令它们为之兴奋的感情，并假装自己也有这种感情，然后借助初级的联想方式，用一些出众的暗示性理念来改变它们的观念。
群体领袖及其说服的方法
群体的领袖最初就是群体中的一分子。他被群体的思想迷惑了，之后就变成了它的使徒。他对这些观念如此痴迷，到了除观念之外的所有事都消失了的程度。在他看来，任何有悖于这些观念的看法都是错误或迷信。罗伯斯庇尔就是例子，他被卢梭的哲学观念深深迷惑，竟用宗教法庭的手段传播它们。
领袖更有可能是敢于行动的人而不是思想家。他们赞成的观念或追求的目标或许很荒谬，但他们的信念非常坚定，以至于所有理性思维对他们都不起作用。轻蔑和迫害不会影响他们，或让他们更兴奋。
一定数量的生物聚在一起，都会本能地让自己处在一个领袖的威严统治之下。所有社会阶层，从最高到最低的社会等级，只要一个人不是被隔离的状态，他很快就会处在某个领袖的影响之下。
大众总愿意听命于意志坚定的人，他知道该如何迫使群众接受自己的想法。成群的人会失去所有意志，本能地转向一个拥有他们所缺乏的品质的人。
人能支配的所有力量中，信仰的力量往往最强大。赋予一个人信仰，等于让他的力量增加了十倍。
领袖必备条件：活跃、野心和意志
若政府甘愿受他人质疑，让自己的力量越来越虚弱，这些领袖和煽风点火的人就会越来越倾向于夺取政府地位。
这些领袖和煽风点火的人分为2类：一类包括那些充满活力和占有欲，但只一时拥有意志的人。另一类比他们罕见得多，他们的意志力非常持久。但任何事，包括意志力都屈从于衰老。
领袖动员手段：断言、重复和传染
断言越简洁，证据和证明看上去就越贫乏，它的威力就越大。
只有一个修辞法极重要——重复。若没有持续地重复断言——且要尽最大可能保持措辞一致——它仍不会产生真正的影响。
如果成百上千次读到，X牌巧克力是最棒的巧克力，会以为自己听到四周都在这样说，我们最后会坚信事实的确如此。
如果总在同一家报纸上读到A是个臭名昭著的痞子，B是最诚实的人，我们最终会相信这就是事实，除非我们再去读另一家与此相反、把这两人品质彻底颠倒过来的报纸。
社会中很多影响归因于模仿，从现实角度看，这不过是传染的结果。
任何时期都有少数几个人同他人作对，并被无意识的群众模仿，不过这些个性的人不能太高调地反对大众认可的观念。若真这样做，会使模仿他们变得困难，他们的影响就没有被谈及的机会。因此，太过超前于自己时代的人，一般不会对它产生影响，因为两者有过于分明的界限。
历史与模仿的双重作用，长远看，能让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时代的所有人都非常相似，甚至看上去注定要逃离这种双重影响的个人，如哲学家、博学之士和文人，他们的思想和风格也散发着一种类似气息，使他们身处的时代立即就能被辨认出来。倘若想彻底了解一个人读什么书，有什么消遣方式，他的生活环境是什么样的，完全没必要跟他进行长时间交谈。
名望能阻止我们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完全毁掉评判力。为所欲为地迫害人，为了一次次的战略入侵，就让数以百万计无辜的人丢命——只要有足够的名望和付诸实践的天才，人们就会同意你采用这种做法。
名望的起源与若干因素有关，而成功是登上名望的主阶。证据是成功一旦消失，名望基本上总会随它一起消失。长时间保持名望的神与人，对探讨没有半点容忍。为得到群众的仰慕，必须同它保持一定距离。
群体的信念和意见的变化范围
一场革命的开始，就是一种信念的结束。人的一举一动受到信念的控制，也受这些信念产生的习惯的支配。
在毫无察觉下支配人们大脑的暴政，是独一无二的真的暴政，因为你没办法同它浴血奋战。
新宗教尽管像之前所有宗教一样，都以破坏性的影响作开端，但将来它并不能发挥创造性作用。
哲学家的任务，就是研究古代信仰在表面的变动背后，究竟藏着什么东西维持着它们，在持续变化的意见中找出受到普遍信念和种族特性支配的成分。
群体中易变的意见比往常任何时候都多。对意见密切关注，现已成为新闻媒体和政府的第一要务。
引导意见的力量的缺失，普遍信仰的毁灭，最终导致对一切秩序保持极端分歧的信念，并让群众对一切没触及直接利益的事，采取越来越不关心的态度。
在讨论和分析的作用下，一切意见都失去了名望；它们的特点很快被磨损殆尽，持续时间之短很难勾起热情。现代人越来越麻木不仁。
刑事案件的陪审团
无论陪审团的人员构成是什么，他们做出的判决都是相同的。
头衔、出身、腰缠万贯、名望或一位名律的帮助，所有非比寻常或可以给被告带来光彩的事，都能够让被告的处境变得有利。
优秀的律师最主要考虑的就是用自己的能力触动陪审团的感情，好比对付所有群体一样，很少争论，或只用非常初级的论证方式。
第一步要确定，陪审员中哪些成员会赞同他的观点，他要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赢得他们的支持，然后将注意力转向那些看来还未拿定主意的人，努力弄明白他们为何对被告持敌对态度。必须随时根据印象调整措辞。
群体的权力令人畏惧，有些身份团体的权力更让人畏惧。
辩护人并不用陪审团的每个人都接受他的观点，他只争取能够决定普遍意见的灵魂人物而已。如同所有群体一样，陪审团里也有一小部分人，扮演引导者的角色。一两个有势力的人物就足以让陪审团中其余的人都跟着他们走。
必须用有技巧的暗示取得信任的，就只那么两三个人。重中之重的是先取悦他们。
演说中，决不让自己的视线离开两三个他知道或感受到既有影响力又非常固执的陪审员。他会把这些难以驾驭的陪审员争取过来。
选民群体
候选人应拥有名望。个人名望只能被财富取代。天分甚至天赋，都不是非常重要的成功要素。
极重要的另一点是，有名望的候选人须有能力使自己在不进行讨论的情况下，争取选民的支持。除了名望，选民们尤其看重他表现出的贪婪和虚荣。必须用夸张的甜言蜜语说服选民，要毫不犹豫地向选民做出最异想天开的承诺。
如选民是工人，那再怎么辱骂和诋毁雇主都不为过。而对竞选对手，须利用断言、重复和传染，让人们认为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恶棍，他的罪行时家喻户晓的事实。为任何表面证据费心完全没用。倘若对手不熟知群体心理，他会用各种论证证明清白，而不是局限在通过一个断言来应答另一个断言的情况之中，如此，他将彻底失去成功的机会。
候选人的书面纲领不应过于绝对，否则对手就会用它来对付他。而在口头纲领中，再夸夸其谈也不过分，可以无所畏惧地承诺最重要的改革。这些夸张能产生巨大影响，不过它们对未来并不具备约束力，因为这需要不断观察，选民从不想知道自己支持的候选人能在他赞成的竞选纲领上走多远，虽然他认为正是这个行动纲领才能确保他做出自己的选择。
倘若候选人道出新的套话，又缺乏准确的含义，因此迎合多种多样的愿望，他也必将成功。
倘若能够让候选人被群体所接受，并拥有充足的财政资源，那么对群体施加影响力就不是件困难的事。
任何国家，当选者的普遍意见代表种族的禀性，这种禀性从一代传到下一代人中，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
议会
数不胜数的辩论中，当议员们没对问题预先形成强烈的先入之见时，领袖依旧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
能对天资聪颖的人表示漠不关心的，必定是政治集会。它们只留意与时间地点相宜、能帮助党派辩论，并不在乎它是否有利于国家。
群体但凡服从于领袖，不管是党派还是国家领袖，它都会迅速失去自身特性。服从领袖的群体会处在他名望的影响之下，这种服从完全不受任何利益或感激的支配。
领袖极少能走在大众意见前，他做的一切总是为了顺应大众意见，因此会助长这些意见当中的所有错误。
要特别了解语言、套话及形象产生的神奇力量。他应该有一种特殊的表述力，包括强有力的断言——卸去证据的包袱——以及令人印象深刻的形象，且伴有非常简明扼要的论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