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套百家讲坛为2014 风云唐太宗（上部）讲座视频，共14讲，是2014比较热门的百家讲座，希望大家喜欢！
唐太宗李世民在隋末农民起义的历史前提下统一了全国，在其统治前期，进行了各项措施，奠定了唐朝的立国规模，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且巩固了国防，形成“贞观之治”，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是中国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但在后期，则大不如前，他所统治下的强大的唐朝是建立在镇压农民起义和剥削劳动人民的血和汗的基础上的。因此，必须认清他的两面性。清除对其的阶级偏见，肯定其才能，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封建帝王中最杰出的历史人物之一。
说起唐太宗李世民，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位被誉为“千古一帝”的皇帝楷模，但是，我们可能很容易就忽视他在登基之前是一个纯粹的军人。李世民十六岁从军，一直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敌人的血水浸透了他战袍，以至要回营换装再战。唐朝打江山的重大战役，三分之二以上是他指挥的，毛泽东评论古代军事家时认为最杰出的统帅有两位，一位是朱元璋，一位是李世民，而朱元璋不如李世民。评价之高，难有人可以望其项背。
二十七岁时，李世民登基，这位完全是军人背景的皇帝，却奠定了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文治盛世格局，道理何在呢？
就在于他对打天下和坐天下的本质差异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他曾经多次和大臣们讨论创业和守成哪个更难的问题，唐朝著名大臣魏征明确指出守成更难。为什么呢？因为以往的成就很容易让领导人把打天下的成功经验和手段简单地转用于治理天下，以军统政，只靠行政命令治理国家，高度集权，高压行政，简单粗暴，将社会资源高度集中于国家，结果极大地侵蚀民生，隋朝38年灭亡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训。
有鉴于此，治理国家必须转变军国体制，建立一套比较科学而民主的国家制度，以民为本。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实现自身的转变，从战场上叱咤风云的统帅转型为文治的皇帝。常言道：“狡兔死，走狗烹。”天下已定，当然要刀枪入库。但是，唐太宗烹的不是开国功臣，而是自己的武力冲动。对于唐太宗这样一位年轻的常胜将军而言，他长于武而短于文，这个转型不啻收长补短，并不容易，是挑战，也是考验，必须赢得这场考试。
对于文治天下的清醒认识，使得唐太宗及早地把国家的首要任务从军事转到了文治上来，不折腾，不走弯路。 正己的新帝王学
唐太宗和其他帝王迥然不同之处，在于他并不认为打下天下之后，坐天下就是天经地义的了。他曾经对大臣们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这是非常可贵的思想，要换个人在别的朝代讲这番话，那就是大逆不道，罪不容诛。正因为唐太宗认识到政权的合法性在于得到百姓的拥护，因此，他总是怀着如履薄冰的心情谨慎执政。
唐太宗深知在集权制度下，皇帝握有最后的决断权，一言一行都会带来重大影响，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必须慎而又慎。在中国古代专制主义时代，皇帝被粉饰为上天的代言人，成为光明与正义的象征，国家出了事情，就怪罪于臣下，君主永远都是正确的，这就是法家的帝王理论。但是，唐太宗改变了这套“帝王学”，把治乱的责任首先由皇帝来承担，提出“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的新帝王学，让皇帝承担起治乱的责任，以身作则，正人先正己，以此约束皇权。
这并不是虚伪的宣传或者粉饰，唐太宗不仅身体力行，而且在晚年还亲自将自己治国成功的经验和心得体会撰写成《帝范》一书，传给继承人李治，作为遗训，要他遵守。治国从治君开始，这是前所未闻的，但却是“贞观之治”成功的秘诀。与此恰成强烈对照的是武则天，她破坏了唐太宗制定的规矩，开告密之风，以权术治国，诿过于臣下，行专制之实。所以，她不需要自律的《帝范》，而是命令下属编写了《臣轨》，用于约束臣下。正己与正人，正是开明与专制的分水岭。 确立“以德治国”的国策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吏治清明固然重要，但是更具有根本意义的是树立怎样的国策，给今后的国家和社会打下什么样的基础。唐太宗刚刚登基后不久，君臣之间就曾经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唐太宗回忆道：当初我对魏征说大乱之后不易大治。魏征不同意我的意见，认为大乱之后反而容易治理，就像危难当头，人都想求生，怕乱就盼望稳定，希望治理就容易调教。魏征说的就是“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的道理。他还提出著名的治国原则，那就是“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也就是说统治者怎样对待百姓，百姓就会怎样对待君主，这是相对应的，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所以，如果实行以德治国的国策，就一定会成为文明高尚的泱泱大国。 在座的大臣们都觉得魏征说的是书生之言，按照他的意见办，国家必定大乱。但是，唐太宗却听进去了，力排众议，确立“以德治国”作为基本国策，力行不倦。其实，唐太宗内心并不踏实，他总觉得善人治国，少说也得百年才能成为文明之邦。因此，他做了长期坚持的思想准备。但是，结果让他大出意外，只过了短短几年，唐朝就实现了天下大治。贞观七年，唐太宗回顾这场决定国家走向的大论战时，说道：“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征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谦虚的唐太宗把这个功劳全都归于魏征，说幸亏有了魏征这位良工，才将他这块石头雕琢成为美玉。推善与人，真君子也。唐太宗的这番表现，本身就是以德绥远的典范。
唐太宗李世民在隋末农民起义的历史前提下统一了全国，在其统治前期，进行了各项措施，奠定了唐朝的立国规模，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且巩固了国防，形成“贞观之治”，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是中国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但在后期，则大不如前，他所统治下的强大的唐朝是建立在镇压农民起义和剥削劳动人民的血和汗的基础上的。因此，必须认清他的两面性。清除对其的阶级偏见，肯定其才能，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封建帝王中最杰出的历史人物之一。
说起唐太宗李世民，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位被誉为“千古一帝”的皇帝楷模，但是，我们可能很容易就忽视他在登基之前是一个纯粹的军人。李世民十六岁从军，一直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敌人的血水浸透了他战袍，以至要回营换装再战。唐朝打江山的重大战役，三分之二以上是他指挥的，毛泽东评论古代军事家时认为最杰出的统帅有两位，一位是朱元璋，一位是李世民，而朱元璋不如李世民。评价之高，难有人可以望其项背。
二十七岁时，李世民登基，这位完全是军人背景的皇帝，却奠定了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文治盛世格局，道理何在呢？
就在于他对打天下和坐天下的本质差异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他曾经多次和大臣们讨论创业和守成哪个更难的问题，唐朝著名大臣魏征明确指出守成更难。为什么呢？因为以往的成就很容易让领导人把打天下的成功经验和手段简单地转用于治理天下，以军统政，只靠行政命令治理国家，高度集权，高压行政，简单粗暴，将社会资源高度集中于国家，结果极大地侵蚀民生，隋朝38年灭亡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训。
有鉴于此，治理国家必须转变军国体制，建立一套比较科学而民主的国家制度，以民为本。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实现自身的转变，从战场上叱咤风云的统帅转型为文治的皇帝。常言道：“狡兔死，走狗烹。”天下已定，当然要刀枪入库。但是，唐太宗烹的不是开国功臣，而是自己的武力冲动。对于唐太宗这样一位年轻的常胜将军而言，他长于武而短于文，这个转型不啻收长补短，并不容易，是挑战，也是考验，必须赢得这场考试。
对于文治天下的清醒认识，使得唐太宗及早地把国家的首要任务从军事转到了文治上来，不折腾，不走弯路。 正己的新帝王学
唐太宗和其他帝王迥然不同之处，在于他并不认为打下天下之后，坐天下就是天经地义的了。他曾经对大臣们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这是非常可贵的思想，要换个人在别的朝代讲这番话，那就是大逆不道，罪不容诛。正因为唐太宗认识到政权的合法性在于得到百姓的拥护，因此，他总是怀着如履薄冰的心情谨慎执政。
唐太宗深知在集权制度下，皇帝握有最后的决断权，一言一行都会带来重大影响，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必须慎而又慎。在中国古代专制主义时代，皇帝被粉饰为上天的代言人，成为光明与正义的象征，国家出了事情，就怪罪于臣下，君主永远都是正确的，这就是法家的帝王理论。但是，唐太宗改变了这套“帝王学”，把治乱的责任首先由皇帝来承担，提出“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的新帝王学，让皇帝承担起治乱的责任，以身作则，正人先正己，以此约束皇权。
这并不是虚伪的宣传或者粉饰，唐太宗不仅身体力行，而且在晚年还亲自将自己治国成功的经验和心得体会撰写成《帝范》一书，传给继承人李治，作为遗训，要他遵守。治国从治君开始，这是前所未闻的，但却是“贞观之治”成功的秘诀。与此恰成强烈对照的是武则天，她破坏了唐太宗制定的规矩，开告密之风，以权术治国，诿过于臣下，行专制之实。所以，她不需要自律的《帝范》，而是命令下属编写了《臣轨》，用于约束臣下。正己与正人，正是开明与专制的分水岭。 确立“以德治国”的国策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吏治清明固然重要，但是更具有根本意义的是树立怎样的国策，给今后的国家和社会打下什么样的基础。唐太宗刚刚登基后不久，君臣之间就曾经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唐太宗回忆道：当初我对魏征说大乱之后不易大治。魏征不同意我的意见，认为大乱之后反而容易治理，就像危难当头，人都想求生，怕乱就盼望稳定，希望治理就容易调教。魏征说的就是“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的道理。他还提出著名的治国原则，那就是“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也就是说统治者怎样对待百姓，百姓就会怎样对待君主，这是相对应的，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所以，如果实行以德治国的国策，就一定会成为文明高尚的泱泱大国。 在座的大臣们都觉得魏征说的是书生之言，按照他的意见办，国家必定大乱。但是，唐太宗却听进去了，力排众议，确立“以德治国”作为基本国策，力行不倦。其实，唐太宗内心并不踏实，他总觉得善人治国，少说也得百年才能成为文明之邦。因此，他做了长期坚持的思想准备。但是，结果让他大出意外，只过了短短几年，唐朝就实现了天下大治。贞观七年，唐太宗回顾这场决定国家走向的大论战时，说道：“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征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谦虚的唐太宗把这个功劳全都归于魏征，说幸亏有了魏征这位良工，才将他这块石头雕琢成为美玉。推善与人，真君子也。唐太宗的这番表现，本身就是以德绥远的典范。